【文/沙青青】
20世纪60年代初的苏联核武器、弹道导弹技术的研发进展，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将之视为需要刺探、调查的头等大事。
当时，全天候的卫星侦察尚不存在，高空侦察机则有极高的风险。1960年5月1日，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后，美国不得不叫停高空侦察。于是，在侦察卫星投入使用之前，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技术侦察情报真空，进而更依赖如潘科夫斯基这样的人力资源。与潘科夫斯基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成为当时军情六处最值得向美国人炫耀的战绩，似乎这就能抵消金·菲尔比和乔治·布莱克带来的负面影响，为英国情报界重新争得面子。
奥列格·潘科夫斯基（1919—1963），毕业于基辅炮兵学校，曾参加苏芬战争与苏德战争。他的父亲是一名白军军官并死于苏俄国内战争。二战结束后，潘科夫斯基被送去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1953年，正式调入格鲁乌，派驻土耳其、印度。1960年，在即将晋升将军前，他被左迁至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据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白军背景，他未能通过克格勃的考察，所以他萌生了不满与报复的想法，并尝试与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建立联系。据说克格勃其实很早就注意到潘科夫斯基与军情六处、中情局的联系，监视了近一年后才在1963年10月底将其逮捕，之后判处其死刑。该事件也被认为是时任格鲁乌局长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被免职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潘科夫斯基的材料不但让西方阵营对苏联弹道导弹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战略焦虑——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技术仍处劣势，西方尤其是美国仍然在技术上领先。
迪克·怀特在陪同麦克米伦访美时就注意到：潘科夫斯基的情报渐渐改变了美国对待苏联的态度，而麦克米伦本人同样对其中内容印象深刻。例如，肯尼迪在竞选时还宣称苏联的导弹研制水平已经超越美国，但根据潘科夫斯基提供的材料，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换言之，对西方而言，潘科夫斯基的最大贡献或许是揭露了赫鲁晓夫的战略欺骗计划。
不过，在接触过程中，军情六处也逐渐发现了这位格鲁乌上校神经质的性格以及古怪的言行。
首先，潘科夫斯基的叛变并非出于理念或意识形态，从一开始他就向英国人索取报酬并提出最好给他便于携带的钻石。除了金钱的欲望，他的变节也带有很深的报复意味：他一直认为是由于自己父亲曾是白军，所以他无法晋升将军，至多只能当上校。
此外，潘科夫斯基还是一个容易陷入自我臆想而又希望得到外界关注、承认的人。在与军情六处的接触过程中，他一再要求英国人称赞、承认他的重要性，要求获颁爵位，甚至提出要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而让军情六处对潘科夫斯基的精神状况产生疑问的是，这位变节的格鲁乌上校声称：英国和美国应该设法暗杀赫鲁晓夫，甚至提出可以在莫斯科周围安放迷你核弹，一举消灭苏联整个领导层。面对这位变节者的要求和各类异想天开的想法，军情六处只能连哄带骗地勉力安抚。
一个亟须重建声誉的情报机关，一个充满虚荣心的叛逃者，这个组合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对此，彼得·赖特的评价是：
而在军情六处与潘科夫斯基接触的同时，还有一名克格勃的间谍与中情局取得了直接联系。
1961年12月，克格勃战略规划部门的少校阿纳托利·戈利岑（Anatoliy Golitsyn）在芬兰赫尔辛基叛逃，由中情局护送而辗转抵达美国。在叛逃前，戈利岑正以苏联驻芬兰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在当地活动。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时间，当时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詹姆斯·安格尔顿就对戈利岑进行了审讯。安格尔顿急于向戈利岑求证一条在他心中盘旋了十余年的疑问——金·菲尔比究竟是不是苏联人的间谍？
阿纳托利·戈利岑出生于乌克兰的皮里亚廷，二战结束后加入克格勃并在其战略规划部门工作，官至第一总局少校。1961年，他利用外派芬兰大使馆的机会叛逃至美国。在中情局接受问询时，他坚持只与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安格尔顿谈话。他曾告知安格尔顿：中情局持续被苏联方面渗透，并指出除他以外的苏联叛逃者可能都是“假货”。 彼得·赖特认为戈利岑成功说服了安格尔顿。军情五处的阿瑟·马丁曾与戈利岑会面。后者的情报确认了金·菲尔比的间谍身份并第一次明确提到“克格勃在英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五人组情报网络’”，而戈利岑认为这个网络所涉及的人员其实早就不止五人了。 不过，戈利岑也是指责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为苏联间谍传闻的始作俑者之一，这导致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论者。1996年的电影《碟中谍》（Mission:Impossible）曾以阿纳托利·戈利岑为原型，虚构了一个角色——亚历山大·戈利岑（Alexander Golitsyn）。
对安格尔顿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结。当菲尔比以军情六处联络人的身份在华盛顿工作时，二人曾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菲尔比被指为苏联间谍时，安格尔顿起初难以置信，而这一事件也彻底改变了安格尔顿的职业生涯与工作态度。多年后，他甚至说过：如果他是一个杀人犯，那么他一定会宰了菲尔比。
1953年，艾伦·杜勒斯出任中情局局长。1954年，安格尔顿被任命为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在亲身经历过菲尔比事件后，安格尔顿开始对任何蛛丝马迹都首先投以怀疑的目光，甚至认为任何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应该首先假设自己所在的机构已经被其他势力渗透，并以此为前提开展工作。这种过激的观点，也让不少人认为他因菲尔比事件而变得偏执，乃至崇尚阴谋论。
詹姆斯·安格尔顿（1917—1987）。二战期间，安格尔顿作为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长期旅欧，负责在意大利及中欧地区的情报搜集与交换工作。二战后，他成为中情局的创始成员。在经历菲尔比事件后，安格尔顿转而坚信中情局、军情六处和军情五处等西方情报机构已遭苏联方面严重渗透，他以不择手段寻找卧底、内奸而闻名，甚至多次指控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Trudeau）等外国领导人也是苏联间谍。1965年，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强烈要求撤换罗杰·霍利斯，导致后者最终退休。中情局第六任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Helms）曾称其为“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最卓越的反间谍人员”。不过，由于其观点过激，中情局内部长期存在“安格尔顿派”与“反安格尔顿派”的冲突。而彼得·赖特自然是安格尔顿在军情五处乃至整个英国情报圈子中最坚定的盟友。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两个人“互相刺激对方的偏执想法”。
戈利岑提供的情报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到诸如金·菲尔比、乔治·布莱克等人的名字，但其提供的信息足以间接地确认这些人的身份。安格尔顿自然也将这些情况转告给英国的同行，并同意让英国也派人来找戈利岑问话。于是，军情五处局长霍利斯、军情六处局长迪克·怀特都不得不同意再次调查并审讯菲尔比。前者曾是菲尔比所推崇的反间谍干部，后者则在1951年主持过对菲尔比的调查。
起初，他们选择的调查人选是五处的阿瑟·马丁，因为他也曾在1951年参与调查，对菲尔比知根知底。结果到最后一刻，却换成了尼古拉斯·埃利奥特（菲尔比曾经的好友）。埃利奥特被派去贝鲁特调查菲尔比，理由是他之前曾担任过贝鲁特的站长，也成功处理过乔治·布莱克的事件。
彼得·赖特对此自然非常不满，曾直白地指责道：
1963年1月10日，埃利奥特从伦敦赶到贝鲁特，与菲尔比当面谈话。埃利奥特告诉他的这位老朋友：现在有了新证据，要求菲尔比坦白自己的罪行。与之前10年矢口否认的态度截然不同，此时的菲尔比非常爽快地承认从20世纪30年代起自己确实曾向苏联方面提供情报。此外，菲尔比对埃利奥特突然造访并不意外，似乎早就知道他会来找自己。
菲尔比告诉埃利奥特：自己是在1934年被首任妻子招募的，而他之后又招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不过，他为苏联的间谍服务止于1945年，因为当时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至于1951年他向伯吉斯、麦克莱恩透露消息，只不过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不是一个仍然活跃的间谍为另一个间谍打掩护。听完菲尔比的供述，埃利奥特甚至流露出同情和理解的神情：
事实上，在埃利奥特这类英国统治阶级的精英看来，青年时代的左翼倾向乃至信奉共产主义就如同一种人人都会得的荨麻疹，甚至觉得人们正是青年时代得过这种荨麻疹，日后才会有免疫力。因此在面对菲尔比等人的过往历史时，他们会采取一种近乎视而不见或习以为常的态度。
只要他还是“我们的人”，那么就随时欢迎他回来。
2022年，根据菲尔比事件改编的电视剧《敌友难辨》（A Spy Among Friends）正式上线。著名演员戴米恩·路易斯（Damian Lewis）、盖·皮尔斯（Guy Pearce）分别饰演埃利奥特与菲尔比。该片改编自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的同名纪实作品。
埃利奥特与菲尔比前后交谈了四天。其间，为了验证菲尔比是否坦白，埃利奥特曾给菲尔比看了一张写有12个名字的名单，这些都是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认为有间谍嫌疑的人，要求菲尔比圈出他所知道的苏联间谍。其中，就有“剑桥五人组”的另两位：安东尼·布伦特、约翰·凯恩克罗斯。结果，菲尔比选了一个完全无关的名字。
此外，菲尔比此时的行动也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限制，埃利奥特似乎认为菲尔比身为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不会轻举妄动，他们之间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理性交流。事后，彼得·赖特在听两人在贝鲁特的交谈录音时曾评论道：“他们就像是两个微醺的广播主持人，操着热情、典型的公学口音讨论着20世纪最重大的背叛行径。”
对菲尔比而言，选择无非是两个：要么相信老友的话，回英国期待被赦免，如同布伦特那样；要么就是义无反顾地逃往莫斯科。最终，他选择了后者。1963年1月23日，金·菲尔比突然从贝鲁特消失。当晚，他悄悄地搭上了一艘苏联货轮，彻底与过往30年的卧底生涯诀别。
事后回顾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当时的英国情报机构——无论是军情六处还是军情五处，似乎都并不希望真的将金·菲尔比抓回英国受审。在乔治·布莱克案件之后，再次把菲尔比送上法庭，除了对英国情报机构的声誉造成伤害，让英国政府陷入尴尬，几乎全无益处。
金·菲尔比在英国的克格勃联系人莫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整起事情都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对英国政府来说，起诉菲尔比没有任何好处。一场重大审判，必然伴随着惊人的揭弊和丑闻，势必会动摇英国的体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菲尔比是被刻意放走的。
约翰·勒卡雷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对英国的精英统治阶层来说，把金·菲尔比带回伦敦的风险可远大于“送去”莫斯科。而根据霍利斯晚年的自我辩解，当时他和军情五处的高层都非常担心“剑桥五人组”等一系列事件会影响军情五处在英国情报界的地位和权力，因此更倾向于低调处理，而非大张旗鼓地追责彻查。
当然，除了英国情报机构内部政治斗争的原因，金·菲尔比之所以能如此从容不迫地叛逃，似乎有另一层更隐秘的缘由。无论是他对埃利奥特的造访早有准备，还是最终从容叛逃，都透露出一个迹象：苏联人依旧能接触到深藏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的线人，而这个线人始终注视着菲尔比事件的动向。
多年之后，彼得·赖特、安格尔顿、阿瑟·马丁等人认为军情五处内部只有时任局长霍利斯和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GrahamMitchell）才有这样的权限。而在1961年4月，英国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金·菲尔比失踪的消息后，罗杰·霍利斯在一份发送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而胡佛则对霍利斯的认识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这些英国人居然还相信菲尔比所讲的话。在到达莫斯科几周后，金·菲尔比给埃利奥特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1968年，金·菲尔比还出版过一本讲述自己在军情六处生涯的回忆录——《我的秘密战争》（My Silent War）。当时英国政府认为这本充满恶意的回忆录是苏联方面宣传战、舆论战的一部分，意在破坏英国情报部门的声誉，因此曾施压英国的各大媒体和出版社不得发行、披露这本回忆录的内容。
菲尔比（右）和同被称为“剑桥五谍”之一的麦克莱恩
至于另一位叛逃者潘科夫斯基，就没有金·菲尔比这般幸运了。1963年5月，他因叛国罪被送上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席并被判处死刑。
一个月后，金·菲尔比公开在莫斯科亮相。在莫斯科，他见到了十余年未见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而伯吉斯在与菲尔比重聚后不久，便因肾功能衰竭及其并发症去世。不过，三年后，还会有一位新成员加入这个莫斯科的“叛徒小组”。他就是乔治·布莱克。1966年10月22日，布莱克在狱友的帮助下，成功越狱并渡过英吉利海峡，穿越北欧和联邦德国，经民主德国，成功逃亡苏联。布莱克将自己能成功越狱归结于自己的好人缘：
实际上，在1964年，时任英国内政大臣布鲁克勋爵（LordBrooke）曾警告军情五处和监狱方面：“如果布莱克越狱逃走，那么无疑就是另一桩火车大劫案，结果是灾难性的。”而罗杰·霍利斯则保证万无一失，“布莱克不可能越狱，因为他太受关注了”。
站在政治和舆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布莱克、菲尔比，又或是伯吉斯、麦克莱恩，他们对英国所造成的最严重伤害或许并非因为他们所泄露的情报，而是他们的真实身份被揭穿、被发现本身。当任何一名英国高级官员或情报人员都可能被揭发是苏联间谍后，英国人对其社会的信任必然会进一步瓦解。而在这种氛围之下，任何人都是可以被怀疑的，哪怕是军情五处、军情六处的最高长官，甚至首相本人也不例外，美国方面也对英国同行频发的叛徒丑闻感到强烈不满。
1963年，因为一系列纰漏而饱受抨击的罗杰·霍利斯批准了一项对自己副手、军情五处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的秘密调查，因为米切尔在之前对伯吉斯、麦克莱恩的调查中完全“忽略”了金·菲尔比。当时军情五处D部门的负责人阿瑟·马丁与彼得·赖特都怀疑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内部有高层成员是苏联的卧底，甚至就是那个神秘的“埃利”。因为能接触并泄露金·菲尔比相关信息的，只可能是高层人物。实际上，阿瑟·马丁、彼得·赖特把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列为了嫌疑人，而在跟霍利斯报告时，他们却只提到了米切尔。
然而，在秘密调查刚开始后不久，米切尔便因身体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了，针对他的调查随即便被霍利斯喊停。为此，霍利斯甚至不惜解雇了不愿罢手的阿瑟·马丁，“只给了他两天时间清理办公桌”。最终，军情六处局长迪克·怀特不顾霍利斯的反对，收留了马丁。而这一事件，也让彼得·赖特几乎肯定了自己对霍利斯的怀疑。
一年多以后，霍利斯也从军情五处退休。
然而，围绕军情六处、军情五处卧底的疑云并未随之消散。
与此同时，在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均开始主动缓和紧张的对峙状态，先后签署了一系列限制核试验、弹道导弹的国际条约，东西方冷战随之进入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后，美国一步步陷入越战的泥潭，苏联则在亚非拉各地壮大自身阵营的势力。
而冷战对抗态势的再次骤然加剧，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发了一场远比古巴导弹危机更危险的冲突。其间，双方各自埋藏在对方中的“鼹鼠”也在无意间拨动了世界命运的方向盘。
从1979年起，美苏两国之间的对抗再度呈现升温的态势。
首先是卡特政府提出要与苏联就后者围绕欧洲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若双方无法在1983年前达成一致，那么美国就会单方面针对苏联部署上百枚新型的潘兴2导弹以及其他巡航导弹。
此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又开始领导对苏联实施全方位的制裁。而负责卡特政府对苏政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的反感近乎本能且毫不掩饰。在处理对苏关系上，他并不认同基辛格所笃信的权力平衡理论，主张全面对苏强硬并通过各种手段促使苏联阵营内部的分裂瓦解。例如他积极主张利用人权等意识形态手段来攻击苏联的政治合法性。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他又说服卡特带领西方国家集体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并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苏抵抗势力。
在里根政府上台后，咄咄逼人的新自由主义外交攻势也在布热津斯基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此时美苏之间的对抗氛围又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军备竞赛如火如荼，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起彼伏，间谍特工在各处进行激烈较量。
1983年3月6日，麦克莱恩因严重的肺炎在莫斯科去世，享年69岁。20天后，安东尼·布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在伦敦的家中去世。
这两位“叛徒”的相继过世，似乎也为1983年预示了一个不太好的兆头。
沙青青 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