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抹红，从我记事起就嵌在父亲的右眼，下眼睑外翻着，像一片揉皱的红绸。三十多年前父亲入殓时，全家人执意给他戴上石头眼镜，仿佛要将那抹红妥帖藏进永恒的黑暗里。可直到今天，那只眼睛仍在我记忆里亮着，像一粒未爆的火星，灼着一个未解的谜。
这抹红，是我童年的禁忌。"红眼眼" 三个字像淬了毒的针，一碰就疼。甚至对“红”字都异常敏感。我更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提起这些字词，那感觉近乎厌恶和恐惧。
父亲的红眼睛，让我小时候甚至长大后不知道受过多少侮辱，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记得上小学时，有一个比我高大、年长的同学，常故意在我面前拉下自己的眼睑，露出红肉来羞辱我。我气得使出吃奶的劲儿跟他拼命，想让他停下，却总以失败告终。他不仅身强力壮，下手也狠毒。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女同桌小丽。她父亲是干部，她穿得又新又干净，模样可爱，我那时懵懂地想，将来就要娶这样的姑娘当媳妇。可有一次，她也撇着嘴，带着点轻蔑对我说：“你爸是个红眼眼。”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从此，我在桌上划了一道深深的“三八线”，只要她的胳膊肘越界，我就毫不客气地一肘子顶回去，或者用笔尖扎她，从此我就再没有正眼看她一眼。更可恨的是绰号“五喜”的同学，他为了取笑别人，竟拿父亲这块“短板”编成顺口溜羞辱我和父亲：“红眼眼狼扯疤，种的麦子犵狸（松鼠）掐！”他学习不好，顺口溜也编得牛头不对马嘴，这算哪门子话？父亲的眼睛跟麦子、松鼠有什么关系？五喜是个连老师都不敢惹的狠角色，我哪敢跟他硬碰硬，只能低声嘟囔一句“我龘掐你妈了”来泄愤。虽然他也死了好多年，但这份伤害我却至今难以释怀。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村里上的，同学们都知道我龘的红眼眼。念高中和师范时，一直不敢让父亲去学校，怕同学们知道了，再次呲笑和侮辱我。
结婚不久，在妻子娘家遇到她的一位本家叔叔。他问我：“你是哪个村的？”我答了。他又问：“你们村有个‘红眼眼’，住得离你们远不远？”这话让我心头一愣，直接回道：“那是我龘！”一顿便饭吃得极不愉快。饭后，我连招呼也没打，便拂袖而去，出门低声骂了句：“什么倒糟亲戚！”他那句话，让我闷闷不乐了好多天。
为什么偏偏是我父亲？这念头缠着我长大。母亲是童养媳，比父亲整整小十岁。我不敢问父亲，只趁父亲下地时缠母亲。母亲纳鞋底的线顿了顿，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你龘年轻时，苦重得能压折骨头。" 不知道为什么，她没说下去，我望着院外的那盘磨，突然想起父亲推磨时佝偻的背 — 磨盘转一圈，他右眼的红就深一分，像血要从肉里渗出来。
大约十来岁时，有一次父亲下地回来，躺在炕上歇晌。家里没别人，我蹑手蹑脚爬到炕沿边熟睡的父亲身旁，想近距离“研究”他那神秘的红眼睑。我用脏兮兮的食指，轻轻触碰了一下那外翻的眼睑。父亲大概是觉得苍蝇在叮，无意识地用手一扇，正好打中我的手。他猛地惊醒，吼了一声：“做甚了？”我吓得一哆嗦，赶紧缩回手，像只受惊的兔子“唰”一声溜出了家门。那次“探险”宣告失败，谜底依然深藏。
这或许是父亲不愿触碰的伤痛和隐私······
我很想揭开父亲红眼睛之谜，一直想找合适的机会亲自问他。有一次，父亲在叫“黑烟峁”的地里犁田，我去送饭。我坐在他旁边，看他喝完高粱粥，从腰间掏出旱烟袋，津津有味地吸着烟。阳光穿过他半眯的眼，黑眼珠像浸在水里的墨，红眼珠像落进火里的炭。望着父亲很享受的样子，我心想他的心情应该不是很差，现在问他红眼睛的事，应该不会生气吧。于是鼓起勇气，刚深吸一口气要开口，旁边闭目反刍的老牛突然“哞——”地长叫一声，惊得我把话咽成了吐沫。我抄起鞭子，狠狠抽在牛身上，牛皮震颤的声响里，藏着我没说出口的慌张。
这双红黑交织的眼睛，也曾亮得让我发烫。生产队秋收时，我撞见有人往怀里塞高粱穗，回家告诉了父亲。后来可能是父亲反映给了队长。过了几天，天刚蒙蒙亮，我还在被窝里，那人就冲到我家，厉声问我：“甚时候看见我拿队里的高粱穗了？”我吓得不敢吱声。父亲正蹲在灶台前添柴，火苗在他眼里跳。"又（我的小名），照实说。" 他声音不高，红眼珠却亮得惊人。我梗着脖子说完，那人悻悻走了。父亲往灶里添了把柴："见了这种事就得说，谁让他有脚手不稳的毛病，邪不压正。" 听着父亲的话，我心里顿时暖烘烘的。那天的灶火格外旺，把父亲的红眼映得像团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307国道吴堡至绥德段要从石子路改铺柏油路。“靠山吃山，靠路吃路”，我们全家老小齐上阵，起早贪黑地砸石子，想给家里添点进项。快量方算钱的时候，我耍了个小聪明，偷偷把一块大青石埋进石子堆里，想多算点方量。结果埋得太仓促，石块一角露了出来，被量方的工作人员一眼发现。他用耙子一扒拉，大石头就露了馅。“老张，可不能这么占公家的便宜啊！”工作人员的话让父亲脸上挂不住。他猛地转过头，用红黑双眼瞪着我们兄弟三人，厉声问：“谁埋的？”那只本来就红红的眼睛这时的充血量达到极限，眼看事情败露，不等父亲的手扇过来，我扭头就跑。夜里缩在炕角等揍，他却只站在炕前骂：“鬼仔子，公家的便宜能占？以后再敢胡日鬼（捣乱），小心我扳断你的嫩骨石！”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见他眼里的红褪成了暗紫，像燃尽的炭。那年我才十岁出头。
眼睛红不耽误心亮。我家就在大路边，常有各色各样流浪者和乞讨的人路过。父亲和母亲都是心善的人，只要遇到可怜人，总会尽力帮衬，或给碗热饭，或留宿一晚挡风遮雨。记得是八五年左右，一个从山西方向来的女人，不到四十岁，推着一辆崭新的女式自行车，似乎不会骑。走到我们村时，天色已晚，她不敢再往前，就在我家附近徘徊。大家猜测她应该是家庭矛盾出走的人，父亲把她叫进家门，给她吃了饭，还让她住了一宿。这女人一直沉默寡言。第二天吃完早饭，她准备离开时，问父亲付多少钱。父亲摆摆手说：“看你出门不容易，不要钱！走吧，路上小心，早点回家。”女人给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那一刻，我分明看见父亲那一黑一红的眼睛里，清晰地写着两个字，善良。
1978年春天的一段时间，父亲一黑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听说政府有政策，给参加过八路军的人发放补贴，少说一个月也有十来块钱。那段时间，父亲隔三差五就往县城跑。父亲确实当过八路军，曾跟人提起过，国民党几十架飞机轰炸延安时，他就在延安。如果能领到这笔补贴，对我们这个贫寒之家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母亲私下跟我说：“不晓得咱有没有那个福气，要是能办成，你以后的学费就不用愁了。”是啊，那时我上高中，一个月五块钱的伙食费，每次回家取钱，总看见母亲紧锁着眉头。其实我头一年就该上高中，就因为三哥还没毕业，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只能推迟一年，等三哥毕业了，我才上。父亲是家中长子，兄弟五个。抗战期间，他被征召去了延安参加八路军，分在保育院后勤组，主要任务就是给保育院的孩子们担水做饭。父亲说他一天要担二三十担水，起初肩膀都压肿了，苦很重。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就病退回老家了，由我二爸顶他当兵。
县民政局要求父亲出示当年的病退手续，才能证明他八路军的身份。全家把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连墙缝和老鼠洞都掏了，硬是没找到那张纸。那时奶奶还在世，父亲问她，奶奶恍惚地说：“兴许······兴许是我糊了纸面洞（做纸糊的容器）了？三十来年了，早让老鼠啃了吧？”父亲又去找民政局领导，领导说手续找不到，还有个办法就是找两个当年一起当兵的人证明。父亲一黑一红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我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当年一起当兵的南腔北调，离开部队就再没联系，上哪儿找证明人去？”听说父亲还提着礼品去找过有关领导，人家没收。最终这事不了了之，全家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了。我每个月五块钱伙食费，依然得靠家里东拼西凑。父亲再没有提及民政局的事情，蹲在家门口抽烟，烟锅里的火星明灭，像他眼里的光。
这抹红到底是怎么来的？母亲说是累的，我猜是延安的风霜刮的。直到前年见了八十岁的姑姑，她说："你龘去当兵前就眼疼，总说扛扛就过去了。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 我突然想起父亲给我刨锄把的模样——左眼瞄锄把的直弯，眯着右眼的那抹红在晨光里闪光，像一粒不肯熄灭的火星。
1989 年秋天，父亲走了。入殓时我们给他戴上石头眼镜，镜片把那抹红藏得严严实实。可我总觉得，那抹红从没消失。它在同学扯眼皮的笑声里，在父亲护着我时亮起来的目光里，在流浪女人鞠躬时的眼神里。
如今我也老了，偶尔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总想起父亲的眼睛。其实谜解不解，又有什么要紧？他早就把最清亮的东西，种进了我心里。
（张建伟，资深媒体人，忆于202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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