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邢予青 秦朔朋友圈
我笑着说：“看来我真应该为此事写一篇文章了。”这位老师问的这个问题，是我回国时经常要被问到的问题之一。今年六月份在山东考察苹果供应链时，一位曾经在歌尔股份工作的高管在饭桌上，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我1995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博士。遗憾的是，毕业后没有在美国找到工作，无奈之下辗转到日本，被日本的国际大学收留。这就是我毕业后没有留在美国的真实原因。
有意思的是，许多提问者都不太相信我的回答，他们经常会感叹地说：“邢教授，你怎么可能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呢？”
其实，除了能力之外，运气是一个人找工作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回想当年在美国找工作失败的经历，我觉得自己那时的运气比较差。
当时为了找工作，我寄出了50多份简历和申请材料，日本国际大学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美国以外的大学。为了准备面试，我置办了全套装备：皮鞋、领带、衬衣、西装和风衣，还买了当时流行的黑色公文包。自费飞到华盛顿，参加完一系列招聘单位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举办的面试后，我收到了3所学校和世界银行的再次面试通知。
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历程都以没有被聘用而结束。
博士是学位中对一个人拥有的知识进行排序的最高级别。当时我坚信可以找到工作，就花费了400美元定制了一套博士服和博士帽， 这对于一个月只有1100美元助教收入的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参加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毕业典礼时，我戴着博士帽，穿着博士袍，跟着商学院院长举旗的队列，缓缓步入毕业典礼的大会堂。坐在大礼堂四周同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向步入会场的我们这些博士毕业生行注目礼，此时是我5年博士寒窗苦读的高光时刻。
我走上典礼台，等候院长把博士帽的流苏从右侧拨到左侧的时候，知识殿堂巅峰的荣耀与神圣沿着我的血管流遍全身。
我毕业的时候，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经济系在美国的大学经济系中的排名是位居前20的，理论上讲，这里毕业的博士在美国找一份工作的概率应该是挺大的。
我的论文导师Charles D. Kolstad也不差，他是美国著名的能源和环境经济学家。根据谷歌的统计，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论文“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目前被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1000。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率，平均也就260左右。 这说明我的博士论文做得也不错。
但没想到的是，学校的排名，导师的名气和我的论文加在一起，都没有说服一所美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所雇用我，只能说明当时我的运气太糟糕。
Kolstad教授治学严谨，他觉得我不是研究气候变化的，就没有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给我提供一个博士后的职位，帮我渡过短期的难关。这属于我找工作时没有贵人相助的遗憾。
博士帽给我带来的荣耀与神圣，很快就被一封封接踵而至的拒绝信消磨殆尽了。找不到工作的焦虑，让我时常觉得这5年博士算是白读了。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有一天我去商学院的David Kinley Hall四楼查看信箱时，发现有一份来自日本国际大学的传真，它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希望：日本国际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邀请我去面试，学校愿意为我去日本面试提供往返机票，在日本国内的交通和住宿费用。传真的签字人是秋田隆裕教授，他当时是国际大学的国际发展系主任。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持有的是只可以进入美国一次的F1签证。如果我去日本面试，再回美国时就需要再次申请入境签证；如果我在日本面试后无法申请到回美国的签证，我就会有大麻烦，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安身。
于是我就给秋田教授打电话，问他可否进行电话面试。秋田教授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他非常理解我的困境。
几天后，秋田教授告诉我，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Bruce Stronach教授现在在美国度假，他可以在美国面试我。国际大学的灵活性，让我避免了去日本面试会出现回美国时的签证问题。
于是，我就开始认真准备即将到来的面试，并焦急的等待Stronach教授通知我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几个星期后，Stronach教授给我打来电话，他问我可否去芝加哥面试。我说没问题，从香槟开车去芝加哥大约3个小时，不算远。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面试地点是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的一个咖啡厅，时间是在Stronach教授登上去日本的飞机之前的两小时。
我当时觉得这样的面试安排也太随便、太不严肃了，严重怀疑身为院长的Stronach教授没有看上我，他就想走个过场，然后把我从候选人中刷掉。
但是，我无法拒绝这个面试安排，因为我需要一份工作。尽管挫折不断，我依然保持着有1%的希望，就要做100%的努力的心态。为了面试不迟到，我提前一天就赶到了芝加哥，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借宿了一晚。我很清楚，Stronach教授是要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坐飞机返回日本的。如果我迟到了，他是不会等我的，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面试那天，我提前半个小时就赶到了预定的咖啡厅。我进咖啡厅时，Stronach教授已经坐在那里了。他给我要了一杯咖啡后，就开始面试我。也许因为是在咖啡厅，整个过程不像传统的工作面试，却像两个陌生人第一次在咖啡厅见面，从简单的寒暄，自我介绍开始，然后进入共同关心的正题。Stronach教授很健谈，说话时总带着微笑，没有居高临下故意难为工作申请人的傲慢。这也让我放松不少， 降低了对他的偏见。
我们谈了不到一个小时，Stronach教授就赶飞机去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国际大学用传真发来的聘用通知书，此时，我依然没有收到任何一所美国的机构雇用我的通知。于是，我决定接受国际大学的聘用，去日本开始我的博士毕业后的工作生涯。
当我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在国外工作，更没有想到要在日本工作。此前我的生活中与日本有关的事就两件：1984年中国政府邀请了3000个日本青年访华，我去天安门广场参加过与日本的访华青年的联欢活动；在去美国留学的途中，我是从东京转机飞往美国的。在东京成田机场候机时，我上过一次厕所。对日本的印象就是厕所很干净，既没有排泄物的异味，也没有掩盖异味的刺鼻的香味。
国际大学是日本第一所用英语作为教学和工作语言的研究生院。就工作而言，在国际大学任教对于日语五十音都不会的我没有劣势。但是日常生活中，因为不懂日语，刚到日本的时候的确充满了挑战。
我从美国飞到日本后，在1996年4月10日从东京乘坐上越新干线，穿越日本最长的隧道——大清隧道，来到了位于南鱼沼市的国际大学。22公里长的大清隧道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他的名著《雪国》里提到的隧道，而南鱼沼市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的一部分。
这里冬季的降雪经常会累积3～4米，也是著名的温泉之乡，并出产日本最好吃的大米：鱼沼越光米。
去新干线的浦佐车站接我的，是院长的秘书山田女士，她的英语很不错。她见到我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邢博士，你真的很高！怪不得院长从美国回来后，就兴奋的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的中国人。”
我心里想，也许我的身高是院长Stronach决定雇用我的主要原因？！
山田女士是一个自来熟。在10分钟的路程上，她问了我许多问题。一个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问题是“Stronach院长是如何把你从美国给骗到雪国来的？”我心里很清楚，这是我唯一的工作。不来就意味着在美国继续失业。
为了不让她失望，我说：“Stronach院长告诉我，这里有日本最好吃的大米，冬天可以滑雪和泡温泉；我也想体验川端康成笔下的浪漫的雪国生活，就决定离开美国了。”
当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我的姥爷就对我说，“日本好， 离家近，回家方便”，现在想来的确如此。从日本飞到上海也就3小时；从芝加哥飞回上海，需要17个小时，还要倒时差，太不方便了。
近几年，“润日”突然成了一个新潮。来日本旅游、留学、投资、置业的国人越来越多，许多上海人把日本称为“后花园”，而我纯粹是一个偶然机会才在30年前流落到日本的。
其实，人生的道路是不可以设计的，努力沿着眼前可走的路向前走，就会走出不同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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