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19日清晨，天已经大亮了。许寿裳家的保姆起床开门的的时候感觉到异常。她发现每天坚持凌晨3点起床的许寿裳居然没有起床，这是极大的不寻常，要知道，她的这个主家是个极端自律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每晚9点睡觉，凌晨3点起床。
清晨起床后，他要么是读书，要么是写作，反正是不会闲着的。
保姆紧张地将他的女儿许世玮叫醒，请她前去父亲房中查看。
许世玮是许寿裳的第四个女儿，是他与第二任妻子陶伯勤所生的幼女。当时，她正在台湾大学农学院读书，所以和父亲一起住在台北青田街的寓所。
听了保姆的叙述后，许世玮也感觉异常，她立马清醒过来了。她跑到父亲房间查看时，发现大门虚掩着，锁已经被撬开了。那一下，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脑子里已经有些空白了。她慌忙走进父亲的卧室，只见蚊帐低垂，而旁边书房已被翻得乱七八糟。
许世玮大吃一惊，她赶忙跑到父亲的床前，将被子掀开。就在被子被掀开的瞬间，一股让她后半生永不能忘记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而她看到的画面，也成了她后来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她看到父亲的颈部被砍了数刀，血把床单染成了红色。父亲的面容很安详，丝毫没有挣扎痕迹，脸上甚至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
她瞬间明白了：有人趁着父亲熟睡时，残忍地杀死了他。
晚年许寿裳
许寿裳被杀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台湾形同于一场舆论地震，有人甚至联想许寿裳是不是闻一多第二，因为他们都比较激进，且都是有良知的正直学者。
更多人猜测：许寿裳的死，和政治谋杀有关。很简单，许寿裳家不富裕是人所共知的，他没有积蓄，更无财富可图，他生前待人谦和、忠厚宽恕，是真君子，自然也无仇家。
当天早晨，警察、宪兵、便衣特务，甚至市长都来了。他们在许寿裳家四处查看，对着保姆、其女儿和左邻右舍反复询问情况，他们又是取指纹又是问家私，还翻看许寿裳的日记和私信，并追问数日前被窃自行车的下落。
一位不知名的便衣看着那把作为凶器的柴刀说：“根据这把凶器，我们就可断定凶手是什么身份。”
许世玮听出来了，他们是想将父亲之死，归结于一般的小偷作案。与她同在台大念书的学生低声说：
“事情很明白，不要再追问什么自行车的下落了，13日来偷自行车就是一个烟幕，是先来踩点，预备怎么下手的！”
许世玮也认同这个观点，她不相信父亲的死有那么简单。因为既然要偷的是财物，父亲压根儿就没有发现小偷，一直处在熟睡中，人为什么要杀他呢？
当天下午，有关人员在许寿裳的故交李季谷家召开治丧委员会的筹备会议，会后，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林紫贵低声向全体新闻记者说：“明天大家发新闻，要指出或暗示这件案子与政治无涉！”
许寿裳之死，当真和政治无关吗？林紫贵的话，恰恰说明：其死，定然与政治有关。
许寿裳遇害前不到一年，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变，这次事变中，连被囚禁的张学良也受到了冲击，他后来在回忆中说：事件发生后，刘乙光（看管他的狱卒头头）曾想要将我杀死。
二二八事变发生在许寿裳遇害前不到一年时间，当时台北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这是一场反对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群众运动。
事变后，许寿裳编译馆的两位编审张常惺、李世模被警备司令部抓去了。许寿裳三番五次找陈仪说情，请求尽快放人，在他的反复催促下，两人被释放。
因为许寿裳介入二二八事变的缘故，他的编译馆被撤废，此时，距离编译馆成立不到一年时间。
除了介入政治外，许寿裳和鲁迅的特殊关系，也让他在台湾是个极其敏感的人物。许寿裳和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补习日语时就相识了，两人还都是浙江绍兴同乡，且有着相同的报国之志，他们一相识，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坐者为鲁迅，后立者为许寿裳
鲁迅在日本剪辫子，也是因为有许寿裳作伴，他们还一起研读《天演论》，鲁迅的处女作《斯巴达之夜》就发表在许寿裳主编的杂志《浙江潮》上。
也因为两人关系特殊，许寿裳成了鲁迅日记中被频繁提及的字眼，鲁迅在上海遭难期间，第一时间写信告诉许寿裳。而鲁迅去世之后，许寿裳不仅为他料理了后事，还撰写了很多与鲁迅有关的书籍，以纪念他，比如《亡友鲁迅印象记》。
到了台湾后，许寿裳仍旧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鲁迅，这相当于点当局的死穴。要知道，鲁迅的书籍，是国民党的禁书。
请看许寿裳到台湾后，写作的与鲁迅有关的作品：《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精神》《鲁迅和青年》，他还出版了《鲁迅的生活和思想》一书，他还曾对孩子们说：
“今日中国是极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精神的，反动派多方诬蔑歪曲鲁迅的人格，想动摇广大群众对鲁迅的信仰，是极其卑劣的手段。”
去世前一个月，许寿裳还举办了一个文艺讲座，请了几位进步教授，讲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文学，不用说，这样的讲座，一定围绕鲁迅展开。这次讲座，对台湾知识界而言，是影响非常大的。
许寿裳在二二八事变后不久，开这样的讲座，无异于打当局的脸。
许寿裳如此做，一方面因为他是鲁迅的挚友，他心里始终心怀报国之志，还与他来台湾的初衷有关。许寿裳会来台湾，全因为在赴台前，他接到了陈仪的密电。
密电中，陈仪对他说：
“谓欲促进台胞心理建设，着力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加强台湾的中国化，拟专设编译机构，请你主持。”
所以到这里，编译馆的任务也就出来了，是为了去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寿裳才毅然赴台，并担任了编译馆的馆长。
陈仪在台湾（1950年6月18日，陈仪牺牲于台北）
对于编译馆，许寿裳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
“编译馆的要旨，不外一方面要使台湾同胞普遍获得精神食粮，充分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因为台湾的教育虽称普及，可是过去所受的是日本本位的教育，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另一方面要发扬台湾文化的特殊造诣，来开创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许寿裳提到的“需要的读物”，当然是鲁迅等人的进步书籍了。他的想法是：在思想文化上，去除台湾的日本殖民的痕迹，真正在文化层面上光复。可当时的台湾人民，已经在大和军刀和“皇民化运动”奴役中长达半个世纪，日本人在文化侵略上用心至毒，用力也深。
在许寿裳带着任务来之前，日本已经整整五十年不让台湾青年了解中国历史、学习汉语了，其目的当然是彻底隔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他们臣服于日本天皇的统治。
许寿裳的任务何其艰巨。普通文人面对这样的任务，早就退缩了，可许寿裳毕竟是许寿裳，他是鲁迅最好的挚友，他和鲁迅的友谊曾被人称之为是“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许寿裳赴台后，很快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拎出来了，他设想：“根据上述的两项要旨，本馆的工作分为学校教材、社会读物、名著翻译、台湾研究四组。”
可叹，当时的许寿裳已经63岁，已经是花甲之年。可好在，壮士暮年，雄心不已。他对编译人员说：“我们的编译研究工作，要适合时代潮流，要有进步观念和民主思想，不能落后倒退，甚至违反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要忘记人民。”他还郑重宣布：“我们编中小学教科书，要有人民大众的立场，要合乎科学和民主，我们不能开倒车、复古或落后！”
极短时间之内，许寿裳就出版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列入《光复文库》第一种”。这是直接给方法论的一本书，相当于一本工具书，有了它，一切就都有了可能。
可叹这样的编译馆，还未及发挥作用，就被当局给关了。
有研究者认为：编译馆被关，和陈仪被去职这两件事，其实已经预示着许寿裳要出事了，他自己应当也有感觉。但因为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没有选择跑，他想要再赌一把，而这一次的赌，是拿自己命去赌。
无疑，许寿裳赌输了。
许寿裳被杀的事因为闹得太大，当局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们表态说：我们十分重视，一定会在三天之内破案。紧接着，报纸上出现了所谓的“案情大白”，然而，民众不买账，他们拿着错漏百出的“大白案情”质疑当局。
当局慌了，于是干脆开始编狗血剧，他们说：许寿裳是被许世玮的男友陈耀祥杀死的，因为许寿裳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证据是：陈耀祥的皮鞋上有许寿裳的血迹，然后陈耀祥已经承认许寿裳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紧接着，又说凶手已经被捉拿归案。可凶手的供词错漏百出，比如，他陈述自己杀害许寿裳时说，当时他准备偷东西，结果被许寿裳发现了，许寿裳还拿着一个白色的东西要打他，他就把许寿裳杀了。
当时许寿裳的房子里既然没有亮灯，凶手又如何发现许寿裳手里拿的东西是“白色”的。按照凶手的供述，许寿裳被杀时是清醒的，这也与事实不符。
接着，又说杀许寿裳的是编译馆被开除的工友，说他因为失业而怀恨在心。然而，裁撤工友的事，从来不由许寿裳负责，所以，这事很明显是编造的。
最终，许寿裳被害案，在很短时间内就提起公诉，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被解决，其草率程度，令人咋舌。最后反正是出现了一个凶手，而且凶手被判处死刑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台北监狱被执行枪决，至此，这个案子也就“死无对证”了。
许寿裳青年
后来，对于这桩凶案，教育家陈醒民曾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案件发生后，特务和“显贵”们采用“疏通”“解释”“利诱”“威吓”之举，是不言自明，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隐秘！
许寿裳之死，或许只有等到台湾回归后，才能彻底找出真相，也只有真相，才能让九泉之下的许寿裳瞑目。
发布于：天津